原中国国家土地管理局郑振源：新城镇化要求的土地改革意味着一系列变化，现存的部门间意见分歧，政府角色以及土地市场的主体及交易权益等问题仍需更多讨论而后行。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跳出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的主线，才能突破。

FT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英国的授勋制度似乎是旧时代留下的遗迹，不适合引介，但它恰恰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中国可以考虑授予退休官员贵族头衔，以避免他们干政。

巴黎政治学院实践教授戴维斯：中国在金融领域不像在外交上那么自信，达沃斯年会上反复讨论的是：人民币是否将争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影子银行发展的风险是否可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一些土地改革信号，包括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但若不允许买卖，银行不会有积极性，小农户利益还将受损。

FT亚洲版主编皮林：和上届政府痴迷追求经济扩张相比，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明确警告，不会再不计成本地追求增长。如果中国政府将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则需要让私人部门扮演更重要角色。

FT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中国在乐观气氛中迈入新年，得益于中共对改革经济模式、提高国际地位的承诺。很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有能力实现改革承诺，但他强硬的领导风格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英国前商务大臣曼德尔森：有一个有趣的比喻称，30年的快速发展大大弥合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硬件”差距，但“软件”差距仍然存在。中国需要在三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升级其“软件”：国有企业、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地方政府的角色。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史正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既非依靠压低消费，也非粗放低效，原因为何？如果前三十多年改革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主题就是政府再造。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过去20年，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但又同时构筑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产阶级迅速成长。有此为基础，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中道的改革之路。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只应拥有“市场经济的权力”，对它应进行“社会主义的问责”，而不是正好相反——以“市场经济”给政府卸责，以“社会主义”为政府扩权。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曾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这一制度同样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对这一制度的改革。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中国政府屡次承诺要走上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如今终于付诸行动。我认为，中国经济放缓非但不值得担心，反而有理由让人感到乐观，因经济飞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也会危及中国长期稳定。

中国民生证券研究院管清友、李衡：2014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改革破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风险释放。2014年需要重点关注内外风险的交织，改革能否启动深化转型？

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沈海平：司法改革旨在切断省以下司法与行政部门的利益勾连，但诸多地方检察官的反应却没有那么乐观，现实的利益博弈比理论逻辑要复杂得多。

FT中文网编辑冯涛：有人将2013年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元年。但此时也是旧的发展模式积累的风险最有可能爆发的时期，昔日的“危机斗士”角色显然已不再适用 。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意识形态阻力、既得利益阻碍和官僚主义惯性是中国改革的三大障碍。在不改变中国现有权力运行体制的情况下，能依靠的只有政治家的领导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陶然：系统性改革格外讲求次序，突破口选错可能导致更糟的结果。中国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需特别谨慎，最应果断推动的是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黃育川：即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过是否应将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目标降至7%，但如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就将极大地改变市场激励机制，从而可能使未来几年GDP年增速提高到8%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中国要想推进调结构，必须牺牲掉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宏观政策方向并非关死流动性的闸门，而是让其流向有效率的部分，同时积极推进存量债务重组。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打破了此前外界对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的预期。中国能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保持增速吗？经济学家分成了不同阵营。